《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



關注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



19世紀以降中國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他們漂泊離散，仕隱進退之間，寫作的境外漢詩，勾勒了繁複的文學播遷軌跡，亦辯證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這是地理空間意識的變異與重塑，也是漢詩的越界與生產。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辯證現代性最重要的文學實踐。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優惠券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一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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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高嘉謙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於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客座講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漢詩、民國舊體詩詞、臺灣文學、馬華文學。著有《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編輯《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上海文藝，2012，與吳盛青合編）、馬華文學的日本翻譯計畫「臺灣熱帶文學」系列（京都：人文書院，2010-2011，與黃英哲等合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2015，與鄭毓瑜合編）、《散文類》（台北：麥田，2015，與黃錦樹合編）。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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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開往南洋的慢船／王德威
  
  
  
  導論
  
  第一章：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第一節從漢詩想像「文化遺民」
  
  第二節漢詩的文化意識與歷史際遇
  
  第三節南渡與南方的遷移
  
  第四節漢詩與境外南方
  
  第五節各章內容和研究文獻說明
  
  
  
  第二章：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第二節抒情技藝與詩史顯像
  
  第三節流亡詩學與異域飄零
  
  第四節儒家詩學與殖民地風雅
  
  第五節遺民之死與詩的鬼域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遺民與殖民的詩學辯證
  
  第三章：寫在臺灣內外：丘逢甲與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
  
  第一節寫在境外
  
  第二節流寓與離散類型
  
  第三節漢文學的地域與空間
  
  第四節乙未割臺與地理詩學
  
  第五節從臺灣到廣東：流亡的文學現場
  
  第六節從潮州到南洋：文教舞臺與詩學空間的建構
  
  
  
  第四章：殖民與遺民的對視：洪棄生與王松的棄地書寫
  
  第一節棄的原點：從乙未割臺說起
  
  第二節遊走殖民空間的「地方」感
  
  第三節反空間的廢墟意識與主體精神
  
  第四節反居所的遺民空間與生活擬像
  
  第五節漢詩的公共空間與抒情變奏
  
  
  
  第五章：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避地景觀
  
  第一節地域文化與遺民空間
  
  第二節宋王臺：遺民與遺跡
  
  第三節石頭與詩：《宋臺秋唱》的避地論述和抒情詩學
  
  第四節畫與詩：「宋王臺秋唱圖」的地景圖繪
  
  
  
  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離散、流亡與地方詩學
  
  第六章：詩、帝國與孔教的流亡：康有為的南洋憂患
  
  第一節逋客與南洋漢詩
  
  第二節十死身：創傷意識及其症狀
  
  第三節絕島與帝國
  
  第四節孔教與華人文化意識
  
  
  
  第七章：流寓者與詩的風土：邱菽園的星洲風雅
  
  第一節南來、漢詩與馬華文學
  
  第二節跨境的遺民風雅
  
  第三節詩、感官與風俗
  
  第四節聲音、風土與地方色彩
  
  
  
  第八章：現代性的骸骨：許南英與郁達夫的南方之死
  
  第一節兩代詩人之死
  
  第二節慾望之軀：郁達夫的最後旅程
  
  第三節亂離之身：許南英的自我流放
  
  第四節詩與骸骨的重影
  
  第五節南方的迴聲
  
  
  
  結論：離散漢詩與消失的美學
  
  
  
  徵引、參考書目
  
  文人流動與歷史記事年表（1895-1945）
  
  後記
  
  

序



開往南洋的慢船



南中國海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紀就已進入秦帝國的視域。中古以來，這塊海域上貿易航線大開，各種文明來往交織。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海峽，此後四百年歐美殖民勢力入侵，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中國人─商旅和苦力，使節和海盜、亡命者和革命者─絡繹於途，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從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文化。



這是高嘉謙教授專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的背景，全書的焦點則集中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十八世紀以來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當神州大陸不再是托命之地，他們四處漂泊、流寓他鄉，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離散知識分子。那是怎樣的情景？康有為、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郁達夫......，南中國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環顧大海，獨立蒼茫的身影。



比起當時絕大部分南下的華人，這批行旅者曾經接受正宗傳統教育，對時代的劇變因此有更敏銳的感觸。不論維新或是守舊，他們一旦被拋擲在故國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亂離之感。而當他們將這樣的情懷付諸筆墨時，他們選擇古典詩詞作為書寫形式。面向一個充滿驚奇與嬗變的世界，他們頻頻回首，感時傷逝，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時代的─遺民姿態。



在名為現代的世紀裡，我們要如何處理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謙的專書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新的世紀以梁啟超所謂的「新民」作為動力，這些「遺民」也可能帶來新意麼？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是主流的挑戰者？民國建立以後，主權、領土、疆界和國家論述興起，這群文人遠走國境南方以南，他們的離散書寫如何指向一種家國以外的空間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人以舊體詩詞作為創作依歸。如此，他們的作品還能稱之為新文學麼？橫貫在這些問題之下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性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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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是當代中文學界第一部處理這些問題的著作。全書共分為八章，討論遺民漢詩、南方離散，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開宗明義，高嘉謙對近代遺民譜系重新做出考察。就傳統定義而言，遺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遺民傳統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後形成有體系的論述。是在明清世變之際，「遺民」才陡然成為重要的政治選項，甚至延伸為一種獨特的主體意識、生活方式、論述場域。遺民遙念前朝，不勝黍離麥秀之姿，但在他們保守的政治立場之下，卻藏有捨此一步、別無死所的激進心態。這樣的心態一般謂之忠於正朔，但有鑑於明清之際主體思潮的轉變，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是忠於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清遺民「一意孤行」的荒謬性和戲劇性，已經帶有淡淡的現代色彩。



遺民的本義，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指向事過景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但高嘉謙提醒我們，明末清初朱舜水東渡日本，沈光文寄寓臺灣，他們將前朝故國之思帶往海外，因此將「遺民」意識的範疇從時間的錯置延伸為空間的位移。這一轉變其實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若合符節。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儘管時緊時鬆，海疆的動盪已經不是遠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



清室覆亡前後，有志之士「乘桴浮於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託，而成為實際行動了。



是在這樣的認知下，高嘉謙展開了他的論述。書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輯「從臺灣、廣東到香港」處理傳統定義的中國南方邊境的個案，包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丘逢甲輾轉廣東、南洋的行止；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在地文人王松、洪棄生等人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發現─或發明。第二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處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為遺民「現場」，包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遠走新、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新、馬，以及在印尼的神祕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南洋、死於印尼的悲劇。



我們不難看出高嘉謙的用心：他筆下的遺民從嶺南、臺灣、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國海，馬來半島，最後來到蘇門答臘。這樣的動線以往的遺民論述未曾得見，而所謂的「遺民」定義因此也有巨大改變。丘逢甲乙未後棄守臺灣民主國，康有為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號召勤王，王松、洪棄生在臺灣與日本殖民勢力周旋，陳伯陶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遙望宋朝遺民，邱菽園定居英屬新加坡，郁達夫、許南英客死荷屬印尼。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大清到民國、從宋代到明代宗室、從嶺南到閩南文化─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遺民屬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論述已經不足以應付20世紀初以來的劇烈變動。



更何況在此之上，高嘉謙筆下的遺民必須面對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異國的、進步的政經、文化與知識衝擊。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夠遙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遺民，丘逢甲等人無不顯示一種更根本的存在危機。「我們回不去了」，這些遺民最終的憂鬱來自一種面對時空斷裂，不知何所來、何所之的本體空虛。他們是「現代」降臨後的遺民。



「遺民」之外，高書另一重要命題是「疆界」。學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國傳統地理觀念強調「疆域」而較輕「疆界」；後者的定義其實與現代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統領，也是文化上華夷之辨的判準，而疆界首先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劃定，以此作為主權的空間界線。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明訂國家基本結構和疆界，開啟我們今天熟悉的國際體制。與此同時，歐洲列國又大肆展開世界殖民行動，南中國海恰是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被迫進入這一國際舞臺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天下」漸遠，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浮出歷史地表，而國家疆界齟齬每每在列強壓境下凸顯。香港、臺灣被割讓為殖民地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然而從香港、臺灣再南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20世紀前半葉的南洋多為歐西殖民勢力侵佔，但在千百萬華裔移民或過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卻另有意義。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在高嘉謙所處理的菁英社群裡，文人彼此更經過漢詩寫作與流傳，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識和感覺結構。不論抒情言志或是采風酬庸，漢詩的持續力歷久而彌新。高嘉謙的重點則是，對於流亡或離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漢詩縝密封閉的程式成為彼此不期然的通關口令。漢詩和遺民兩者之間產生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如上述，新世紀的海外遺民快速移動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地理現場，因而帶來始料未及的現代意義，那麼海外漢詩流轉在多變的語境和傳佈媒介間，是否也投射了中國國境內無從想像的新視野？「華夷之辨」挪到殖民、遺民、與移民的語境，複雜性更無以復加。



如果《西發利亞條約》之後的國際地理由主權國的疆界來決定，那麼跨越疆界的遺民，和跨越疆界的漢詩所形塑的多重空間，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顛覆意義。準此，高嘉謙介紹了精采的個案。乙未割臺後，四位臺灣詩人做出四種選擇：丘逢甲內渡中國，另起爐灶；洪棄生株守彰化故園，以棄民自況；王松徘徊大陸、臺灣之間，終與日本殖民政權妥協；許南英為謀生計，遠走南洋。他們出入民族的、國家的、文化的以及詩歌的疆界，他們的詩作也反映同樣的移動軌跡。又比如邱菽園出身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終定居新加坡，因緣際會，成為星洲詩壇盟主，與他往還─或神交─的海外名士包括康有為、丘逢甲、到王松、許南英等。上個世紀初海外漢詩流動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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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其實不絕如縷。19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現代舊體詩開始得到注意，時至今日，已經蔚然成風。2014年學者齊聚德國法蘭克福，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為現代舊體詩正名。即使如此，學界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們按照新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但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更不必是意識型態的傳聲筒。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侷限。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大陸的南社到臺灣的櫟社，從丘逢甲到呂碧城，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閱讀主體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臺，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考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裡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

第一章

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本書考察十九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香港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為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仕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我們著眼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儘管本書聚焦的對象仍有自中國／境外遷徙往返的現象，近代時局變革也離不開中國的參照位置，但隨著文人移動而寫於境外的漢詩，無論就文人感受，或是詩語言跨境的刺激改變而言，已有獨立觀察和自成體系的學術意義。換言之，我們強調近代漢詩的離散，旨在突出變局下的傳統文人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跨境流動、吟詠酬唱，以及衍生的各地漢詩發展生態。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中國疆界之外的南方離散詩學。

本書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作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一次現代性體驗的象徵性起點，也可看作一次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清廷割地和日本殖民，為以下幾個層面帶來深遠的影響。

一、帝國視域、體系和權威的破壞和解體。

二、臺灣進入殖民情境，誕生的「地方」（Place）意識或地域性認同。同時殖民建設帶來的知識體系與生活景觀的改變。

三、境外的文人流寓與文化播遷轉向一種遺民和流亡性質，構成了另一層次的「南渡」遺民詩學。

四、傳統概念的境外交通史，同時是文化與文學播遷史，形成新興的文學場。因此帝國境內政局動盪，締造了境外漢詩的融合與交流契機。各地文學場的形成與互動，凸顯了漢詩的跨境生產脈絡，不再是單一的中原意識。